银行监管标准“维新”难获银行认可

“新资本监管协议已呈交国务院，争取在年内全面实施银行业新监管标准。”3月12日，全国政协委员、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接受众媒体采访时，就《商业银行新资本监管办法》的最新进展如此披露。

在全国两会上，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抛出银行监管体系“出身论”的观点，点燃代表、委员对《商业银行新资本监管办法》的重新检视，相关争论沿着“破除出身论—分类监管—构建多元化银行体系”逻辑不断升温。

难获银行认可

2009年底，银监会开始筹备银行业新监管标准，核心依据是《巴塞尔协议Ⅲ》。2011年5月，银监会公布《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指导意见》，对银行业的四项监管新工具提出了新要求，即资本充足率、拨贷比、流动性指标以及杠杆率。

但直到2011年8月，银监会才向各家银行的相关职能部门下发内部征求意见稿。“因各家银行回应并不积极，去年10月换了个名头又下发了一次。”今年3月12日，一位不愿具名的银行界全国人大代表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透露。

征求意见原计划去年12月结束，但商业银行与监管部门在统一标准和实施条件方面一直在博弈，新监管标准始终难以定稿。“甚至一份可以定稿的征求意见总结报告都难以形成，又因银监会主席换届，思路出现调整。”3月7日，银监会法规部一位官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。尚福林新任银监会主席后，确定延迟执行并将做适当修改。

部分银行认为，新监管标准加重了资本负担，在当前形势下不宜过早推出。“一旦实施新监管标准，市场最担忧的是银行的巨量再融资，仅工、农、中、建、交五大商业银行的资本缺口就将达到1500亿元左右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国家开发银行顾问刘克崮两会期间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甚至表示，“新监管标准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更严格的资本计算要求，在当前形势下推行，与货币政策导向相左，会增加宏观调控政策的复杂性，可能会抵消预调微调效果，不利于中国经济复苏。”监管高层亦坦承，银行通过资本市场频繁再融资是不可持续的。前述银监会法规部官员表示，“银监会主张银行更多地通过资本市场以外的渠道补充资本，比如降低分红比例、提高留存利润来补充资本。但这些方式很难获得银行的认可，做起来太难了。”

若干监管指标差异化

全国两会期间，本报记者采访获悉，提交国务院审议的《商业银行新资本监管办法》根据银行界的反馈意见，可谓“有让有保”。比如，银监会对拨贷比的硬性要求做了一定让步，即“原则上不低于2.5%”；存贷比、资本充足率、杠杆率这3项指标则可能沿袭此前的标准。

就此，前述银行界全国人大代表告诉本报记者，监管层表示，资本瓶颈过大将不利于银行业自身的创新发展。其中，存贷比一直是流动性管理行之有效的办法。“现在对银行融资平台、房地产业务和影子银行风险极为重视，杠杆率肯定不会低于4%。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，要深入推进国有控股大型金融机构改革，规范发展小型金融机构，健全服务小型微型企业和“三农”的体制机制。推动实施银行业新监管标准。推进建立存款保险制度。深化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。由此看来，构建多层次金融体系的目标更加清晰。

前述银监会法规部官员就此解析道，差异化监管指标可能先行推出。“在银行再分类落实前，银监会对于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差异化监管措施，有望率先执行。”他并透露，拨贷比的硬性要求已对非系统重要银行做了差异化安排。而在已实施的资本监管要求中，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充足率不低于11.5%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不低于10.5%。

“4家大型银行在中国都属于系统性重要银行，中国银行还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，因此对大型银行的监管要求更高、更严格可以理解，监管层原来旨在树立标杆，给业界以勉励。但在实施的规划和时间表上，不符合这些银行的利益，所以也受到了他们的抵制。”前述银行界全国人大代表如此分析。

对于非系统重要银行，银监会也开始在实际操作层面展现弹性和柔性。“结合这些银行的实际情况，银监会加强了测算、评估和沟通工作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3月13日告诉本报记者，监管层开始抓商业银行资本管理、流动性风险管理、公司治理和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等一揽子监管标准，“不再把目光盯在一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