理财.民间资金告别炒时代 制约游资“堵不如疏”

时间流逝，转眼2012年已过大半，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丝毫没有放松。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的步步加快，再加上全球经济的下行，原本充斥着泡沫的国内各类投资市场开始逐渐“退潮”，有的甚至出现暴跌，令当初重仓压进的民间资金损失惨重。日前，有业内人士疾呼“中国民间资金”炒“时代已慢慢过去”，今后民间投资应形成规模化投资，并与实业“看齐”。未来，民营经济“该往何处去”、上千亿的民间资金又该“涌向何方”，成为业界普遍关注的焦点。

　　以“炒”制胜的民间投资

　　在中国的资金市场上有两股力量“并行不悖”，其一是“阳光”的资金，如银行、证券、基金、保险等正统金融机构;另一类则是“地下”资金，来自于暗流涌动的民间资本。虽然与前者相比，民间资金从规模上、投资手段上相差太多，但由于其灵活的投资方式、寻找机会的出色“嗅觉”，所攫取的财富以及带来的影响都令人印象深刻。

　　在中国民间资本的巨大版图上，温州民间资本可谓一则神话。而谈到温州民间资本的威力，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“炒房团”。统计显示，从1998年至2001年，温州的民间资本进入房地产，促使当地房地产价格以每年20%的速度递增，市区房价快速从2000元/平方米左右，飙升到7000元/平方米以上。

　　到了1999年，温州的民间资本开始进入上海、杭州等地的房地产市场;2001年，第一支购房团前往上海，3天时间砸了5000万元，收了大概150多套房子。仅这一年温州人投资在房地产上的资金就达2000亿元。“温州炒房团”由此诞生，以此为始，温州炒房团所到之处，当地房价一路狂飙。

　　在“炒房”之外，温州投资者还敏锐的捕捉到了能源领域暴利的机会。2002年，全国能源紧缺，煤炭价格飞涨，而煤炭是个高投入产业，山西的煤老板们自有资金有限，温州的投资者就充分发挥温州民间资本的优势，将筹集的资金投向山西煤矿。光煤炭投资就有1000亿元，收购了山西大约60%的煤矿。而其后几年，来自该领域的巨额回报也陆续反哺了前期的投资者。

　　不断取得的投资成功，让更多的资金开始加入“炒”的行列。以温州为例，较为权威的一个口径是温州民间资金总量约6000亿元至8000亿元，且每年以14%的速度递增。

　　总的说来，2000年—2007年，温州对外投资基本顺利，充分发挥了资本的特性。然而从2007年开始，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越来越严格，采取了遏制投资过热的很多措施，使得房地产市场出现疲软，效益开始减弱。此外，国家已经开始在能源方面加强监管力度，使得温州民间资本投资已经感觉到了“寒意”。2007年开始“煤改”，那时的“煤改”虽无2009年的力度大，但是仍有50%，也就是250亿元的温州资本逐步退出，其余50%的煤老板因不甘心失去市场而坚守山西。

　　随后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，温州民间资本陷入低谷，2009年又受到重创。当时，全球很多国家为了减少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，采取国家机器调控，给温州民间资本造成了10亿至20亿元损失。山西煤改，温州人的损失大约是250亿元。这主要是因为国家评估价格只有原来投入价格的一半。同时，政府签协议只付了10%到20%的款，剩余的大部分资金依然还未退回，很多温州老板依然在苦苦等待。

　　温州民间资本十几年来的盛衰起伏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是国内民间资金投资的一个缩影。虽然投资屡有斩获，回报丰厚，但其所能投资的领域却被逐步收紧，归其原因，一味“囤集居奇”的炒作手段被外界视为最大的缺陷。

　　业内人士表示，目前民间资金市场“鱼龙混杂”，虽有不少资金流向实体经济，但更多的却是“伺机而动”，这些资金更倾向于投机而非投资。这种非理性的投资模式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越发明显。

　　2010年4月以来，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遏制房价过快上涨，由于楼市的持续调控以及股市的萎靡不振，大量资金退出股市和楼市，转而投向农产品，使得其价格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。一时间，“豆你玩”、“蒜你狠”、“辣翻天”、“玉米疯”、“苹什么”等，成了网络点击率最高的名词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民间资金还将炒作的目光投向艺术品市场。2011年11月21日，王羲之的草书《平安帖》在中国嘉德秋拍上以3.08亿元天价拍出;同月，国内又有数件艺术品冲进“亿元大关”，屡屡刷新拍卖纪录。2011年，1月26日，天津文交所发行的白庚延作品《黄河咆哮》发行价格定为600万元，发行数量600万份。经过几轮爆炒，3月24日《黄河咆哮》于盘中摸高至18.7元/份，至此其“市价”便已由发行时的600万元狂飙至1.12亿元。而据事后媒体的追踪，在这些震动艺术品市场的“天价交易”背后都有民间资金的参与。

　　在中国玉石市场上，满绿翡翠的价格由2000年每克8000元至10000元狂涨至2010年每克20万元至30万元。在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专职副秘书长史洪岳看来，造成中国玉石价格呈阶梯形增长的根本原因，是数百亿元游资的炒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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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过度炒作危及“国民财富”

　　虽然借着极端天气的由头，民间游资希望能在农产品市场上“大赚一笔”，但与此前的楼市、股市不同，农产品价格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，短时间的大幅上涨不仅令国内CPI数据急速上升，更影响到了国内居民的最基本需求。

　　为遏制农产品价格的非理性上涨，国务院在2010年5月26日专门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决定，一旦确认游资炒作农产品，国家发改委将根据相关价格管理办法进行严厉处罚。进入7月后，爆炒农产品的“带头大哥”、吉林玉米中心批发市场有限公司被处以100万元的顶格罚款，紧接着，山东物价局又对某大蒜经销商处以10万元的罚款。同时，国家还采取多种措施，给农产品价格“降温”。“苹什么”跌了、“蒜你狠”蔫了……一度席卷全国的农产品炒作“大战”暂时归于平静。农产品价格接连下跌造成巨额亏损，炒作资金不得不大面积撤退。

　　以苹果为例，2011年农历春节过后，苹果价格开始趋于平稳。2010年10月，红富士苹果收购价格每斤最高接近4元，到2011年5月跌到了3元不到，此前蜂拥至山东栖霞“抢”苹果的游资们开始大量亏损，最多甚至亏损50%。

　　其他被炒作的农产品也出现了相似的一幕，有媒体报道，山东寿光一商人2010年底投入140万元收购了200万斤白菜，存入冷库待价而沽。但尚未出手，就遭遇2011年的蔬菜滞销，不得不“挥泪大甩卖”，仅收回1万元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民间资金在艺术品市场也遭遇了“滑铁卢”。文交所曾经增值近19倍的《黄河咆哮》一路暴跌，单价跌至2元上下，如果有人在最风光的18.7元接手，财富缩水将超八成。而此前最被投资客看好的翡翠价格今年也出现暴跌，中低档翡翠降幅约30%，最高甚至下跌50%。

　　更令许多民间投资“心伤”的是始终不得解套的房地产价格。近日，有媒体透露，在经历了持续至今的“最严厉楼市调控”后，多位温州炒房者、房产人士认为，“温州炒房团”在本轮房地产调控中有可能全军覆没。以温州为例，新建商品房比最高价时已下跌百分之三四十，炒房者即便现在把房子卖出去，也已经资不抵债。

　　不少专家表示，民间炒作资金之所以四处受阻，主要是因为炒作对社会经济秩序以及实体经济伤害太深。可以说，每一轮游资炒作退去之后，留下的都是该市场泡沫破裂的“寒冬”。由于资本炒作的因素导致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，给种植户传导错误的价格信号，导致被炒作的农产品来年大面积种植或生产，但猛然增加的产量却会降低下一年度的销售价格，令很多农民“受伤”。山东某农林企业负责人表示，农产品价格暴涨暴跌不仅影响了农民的收入和生产热情，同时周边行业也很受影响。“比如去年有很多资金来山东囤积大白菜，但农历春节后大白菜价格跌个没完没了，不少人走的时候干脆连大白菜也不要了，冷藏大白菜的冷库费也不付了。我们村的一个老板就接了个”烂摊子“，有个安徽老板在他那里冷藏了20万公斤大白菜，冷藏费是0.5元/公斤，总共10万元。结果安徽老板不声不响地跑了，冷库里的大白菜烂了很多，能卖的也只能按0.1元/公斤的价，满打满算才收回了不到两万元。”

　　过度炒作的危害还不仅于此。财政部财政科研所专家文宗瑜表示，被民间资金炒作而推高的黄金、艺术品、房产等资产上，聚集了国内家庭(个人)过多财富，一旦泡沫破灭，其影响将波及国家整体经济实力。

　　以黄金为例，2008年国际金价突破1200美元/盎司后，中国出现了疯狂抢购，而且随着国际金价上涨不断买入;再以艺术品为例，从2000年至2010年，中国的字画价格平均上涨了近150倍、古董与陶器价格上涨了约100倍、玉石中的新疆和田玉价格上涨了约3500倍，但是，很多家庭(个人)仍在高价位不断买入;再以房产为例，从2000年至2010年，中国房价涨了6—10倍，但是在2006年后，中国拥有2套、3套、4套以上房子的家庭(个人)继续逐年增多。很多中国家庭(个人)对黄金、艺术品、房产不考虑价格高低的疯狂买入，为国内投机资本与国际炒家暴炒这三大类资产创造了条件，也放大了这三大类资产买入的风险。“基本可以判断，中国相当一部分家庭(个人)是在高价甚至最高价买入了数额惊人的黄金、艺术品、房产这三大类资产。”文宗瑜表示，黄金、艺术品、房产这三大类资产价格的暴涨，既有全球金融危机下国际资本避险投资投机的影响，又有国内资本投资投机的驱动。三大类资产价格暴涨，带有明显“诱多”拉高的色彩。随着价格暴涨及上涨的结束，三大类资产价格存在大幅下跌的可能及趋势。以国际金价为例，未来5—8年有可能会回落到600—900美元/盎司的价格区间，但是，中国家庭(个人)绝大多数是在1200美元/盎司以上价格买入黄金。三大资产价格出现大幅下跌，会导致大量财富一夜之间蒸发，严重拖累中国消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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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约游资“堵不如疏”

　　“中国民间资金”炒“时代正慢慢过去。”日前，在“2012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(长白山)论坛”上，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蒋锡培表示，希望政府能够为民间资本投资指引方向。

　　今年上半年，民间投资呈现出的一个共同的趋势，民间资金改变原来“小而散”的局面，转而聚合起来进行规模化投资，“炒”时代正在慢慢过去。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达到9.37万亿元，占到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60%以上，已经成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活动的主要力量。蒋锡培认为，民间投资呈现出这个共同趋势，说明固定资产投资企稳基本成为市场共识，而公共设施投资、民间投资的增速可能继续保持上行态势，未来将是拉动投资增长的主力。

　　蒋锡培表示，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民间投资迅速发展壮大。但是现阶段，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，国内经济增速放缓。以往的投资热点已经渐渐冷却，房地产市场从一度的过热转而进入去泡沫化，和房价一样，一跌再跌的股市也失去了高投资高回报的想象空间。

　　在原本民间投资最为活跃的两大阵地纷纷调整之际，一些新兴投资领域倒是风起云涌，包括创投领域、股权投资等鼓励政策频出。不过，蒋锡培指出，新兴产业的技术门槛、投资风险，以及创投领域随创业板高市盈率加大的泡沫化风险，还是让多数的民资“望而却步”。“我希望政府准确把握民间投资的发展状况，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鼓励引导民间投资发展的政策措施。”蒋锡培表示，希望政府相关部门能够加强民间投资信息引导工作，健全民间投资信息发布机制。只有这样，才有利于民间投资主体及时了解经济运行情况、行业发展动态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等信息，提高投资决策水平，减少盲目投资、降低投资风险。

　　业内专家表示，此前爆炒农产品资金，折射出民间资本生存空间的狭窄。当民间资本有钱无处花时，就变成了游资。游资并非天生偏爱炒农产品，而是被逼无奈，才转向农产品，这反映出民间资本的合法投资路径很少。

　　经济在发展，百姓财富在增长，游资还会增多。如何给百姓手中的热钱找出路，拓宽投资渠道，尤显迫切。温州市发展改革委投资处提供的材料显示，全市流动性民间资金估计在5000亿元以上，每年仍以平均14%的速度增长。而同样以大量民间资金闻名的鄂尔多斯，目前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在2000亿元左右，据此推算，当地的民间资本应在1000亿元左右。

　　对此，文宗瑜也表示，面对黄金、艺术品、房产等的资产价格泡沫，仅仅进行风险警示还不够，更重要的是拓展家庭(个人)的投资渠道，政府应引导更多家庭(个人)资本关注并投资实体经济。如何在城市净现资产(现金资产)较高的家庭(个人)与中小微高科技公司之间搭起投融资桥梁，是中国经济运行“着陆”中化解风险的一篇大文章。放宽家庭(个人)从事私募股权投资的限制，允许实体企业尤其中小微高科技公司可以向家庭(个人)进行定向的私募股权融资，既可以吸引更多资本进入实体经济，又可以支持中小微高科技公司的技术创新。

　　梳理民资急需完善法律体系

　　有统计显示，今年以来，在股市、楼市逐步趋冷以及相关支持政策出台的背景下，民间投资呈现出几个新动向：一是投向房地产市场的资本明显趋缓。今年以来，受房地产调控政策逐步实施、限制个人投机购房信贷影响，上述3市以民间资金为主体的房地产投资增幅逐步回落，个人购房投资放缓迹象尤为明显。二是逐步进入黄金市场等投资领域。今年以来，上述三市黄金零售市场购销十分活跃，金价连创新高，基础金价在短短几月间每克上涨了几十元。三是涉足私募、创投等形式的资本运作。不少民营企业家对于购买公司股权，以及投资私募股权基金的兴趣浓厚，从事私募股权投资的新设企业均有一定幅度增长。四是快步进入文化产业。在多项鼓励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的引导下，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影视剧制作、演艺经纪、演出场所建设、广告会展、文化保护、文化社团服务等领域。五是期待进入担保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服务机构领域。

　　对此，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，目前对民企特别是对个体私营企业的管理，涉及工商、税务、物价、公安、城建、卫生、技术监督、环保等10多个单位，但却缺乏一个具有综合管理职能的组织机构，民间投资基本上仍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。同时，对民营投资如何引导、监管和规范，对民营投资的审批程序和市场准入范围如何确定等，仍缺乏具体化、可操作的有效办法，民间投资普遍面临缺乏“具体指南”。

　　周德文认为，目前有三个投资是可以引导民资进入的，第一个是金融领域。国家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开放力度越来越大，国务院出台的“非公经济36条”，会吸引大量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。比如现有的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，上市必然扩股，这样一来就会吸引大量的民间资本进入国有银行。另外就是开始筹建小型金融机构，比如小额贷款公司、农村金融合作社还有加大的一块区域就是民间借贷，也就是“地下钱庄”的合法化。

　　第二个是农业领域。2009年大部分资金资本回流温州之后，很多老板把眼光瞄向了农村。因为农业是政府高度扶持的产业，国家出台了很多优惠的政策，领域发展很有潜力。所以很多“煤老板”又开始养猪养羊，有的进行了农产品的深加工，有的进入了生态农业、观光农业等领域。今后这一领域投资的力度还会加大，已经表现出了增长强劲的趋势。

　　第三个领域就是高新技术产业。国家现在非常强调产业的转型升级，温州之前的产业特点是以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为主，真正的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重连10%都不到。金融危机使得这些产业受到冲击，所以现在温州人已经开始寻找经济发展的后劲，开始花大力气调整产业结构，运用高新技术来提升和改造。温州市政府对这一块很重视，把大量优势资源向这一块集中。

　　周德文表示，经济转型呼唤金融改革先行，充分释放民间的投资潜力，理性引导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的庞大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，走向追求长期利润的科学轨道，远离房地产、高利贷、艺术品、酒等资产泡沫，将投机行为变成投资行为，将炒作经济变为务实经济。理性释放民间投资潜力对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优势。首先，有助于防范民间资本无端流入境外，防止形成投资移民潮。当美联储加息时，如果民间资本融合于国内实体经济，就不至于民间资本和热钱大量流向美国，避免中国发生类似于东南亚金融危机一样的金融风险。其次，能增加就业量和就业率，提高国民可支配收入，扩大消费需求，增强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。老百姓有钱了，就会购买产品和服务，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，纠正过多依赖政府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。

　　不过，在他看来，对目前的民间借贷乱象而言，完善相关法律才能改变民间资本的尴尬境地，并使其从地下走向地上，发挥出潜在的能量。如果忽视民间金融的法律建设，只加强政府监管这边的砝码，治标不治本。

　　事实上，国家在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方面，已经出台了不少措施，如推出村镇银行的试点、全国小额贷款公司试点、允许个人和企业注册成立“只贷不存”的放贷机构等。但是，政策与现实往往存在着一段不小的距离，很多民间资本因额度、身份等问题，根本进不了合法的渠道。

　　“民间投资促进法和民间借贷法的立法尝试，可填补投资和融资法律空白，满足中国社会民间投资和借贷的需求，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。”周德文表示，民间投资促进法和民间借贷法形成法律后，将与《预算法》、国务院《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》和《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》成为配套的法律和行政法规，对科学释放民间投资潜力，合理引导民间借贷走向理性轨道有极大的帮助。